80年前的1938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組成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西遷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此開啟了一段教育史、文化史的傳奇。同年，費孝通先生從英國學成歸來，到云南大學任教并成立社會研究室開展調查工作，后又主持云南大學和燕京大學合辦的社會學研究室，致力于云南社會特別是農村各方面情況的實地調查研究。由于日本飛機不斷空襲轟炸昆明市區，1940年，費孝通帶領一大批學者，被迫將社會學研究室遷至昆明東南的呈貢縣（今昆明市呈貢區）大古城魁閣，抗戰勝利后才搬回校本部。在這里，他們以國家民族的命運作為自己的責任擔當，把學術研究與改造社會的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奠定了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基礎，并產生了“魁閣精神”。

一生的目標是了解中國和中國人

費孝通先生曾說：我一生的目標，唯一的目標，就是了解中國和中國人。

費孝通先生在中國社會學界的崇高地位，舉世公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楊清媚在《最后的紳士——以費孝通為個案的人類學史研究》中認為：“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的重要奠基人，費孝通影響了整個中國人類學的發展過程；而且他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書寫，構成了面對新的世界格局，中國學者如何思考自身的表達方式。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他，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尋找值得追溯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之未來的基礎；理解他就是在理解中國人類學的歷史和未來。”

目前國內外研究費孝通先生生平、學術及“魁閣”成就的著述并不多，其中以美國學者戴維·阿古什的《費孝通傳》和北京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王銘銘教授主編的《重返“魁閣”》最具代表性。這兩部著作以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國內外對費孝通先生的研究狀況，其中一些內容構成對費孝通先生的評價共識。

阿古什是國外研究費孝通先生的著名學者，其《費孝通傳》寫于20世紀70年代。從這部著作中可以知道，費孝通先生以其有關中國農民的著作而聞名于世，他自己卻沒有農民的經歷。費孝通先生出生于小士紳家庭，父親是曾留學日本的教師，其他家庭成員也大多是現代知識分子，而他本人在出國留學前主要也是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由此可見，他的成長是脫離中國農村社會的。但青年的費孝通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思考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現狀的道路。《費孝通傳》這樣描述他為什么會對中國農村進行研究：“至于我自己，我不是從興趣出發，或者說我的興趣是種地。但我認識到我的責任，因為我知道我所從事的工作是有其功能的……不管怎么說，我已經受過這種訓練，現在必須負起這個責任來。如果你喜歡它，那很好；如果不喜歡它，這個工作還得做——這是紀律。”由此可見費孝通先生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

阿古什認為，費孝通在抗日戰爭時期試圖通過溫和的改良道路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他力圖通過認識中國社會進而改造中國社會，其著作《鄉土中國》是從文化模式上認識中國，《鄉土重建》則為改造中國社會提出具體途徑，即實行農村工業化。除此之外，費孝通先生在師從英國社會學大師馬林諾斯基時寫的《被土地束縛的中國》中指出：中國人從土里討生活，不免被束縛了手腳。身處險境需要追求實用的知識和技術，缺失資源需要在全世界尋找，人力不足需要提高社會化的程度。

費孝通先生這種深研學術、改造社會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尤其值得當今學子學習。

為社會學中國化作出貢獻

“魁閣”的知識分子力圖從田野調查中去探尋中國的經濟狀況、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致力于云南農村經濟、鄉鎮行政及工區、工廠、勞工等方面的調查研究，從而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寶貴的依據與思路。先后參加“魁閣”研究的有費孝通、陶云逵、許烺光、瞿同祖、林耀華、李有義、張之毅、史國衡、田汝康、胡慶均、谷苞等人，可謂精英薈萃。當時“魁閣”的成員所接受的多是西方的學術訓練，但他們在學術研究中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田野調查方法。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學前輩吳文藻認為：“應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試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雖然處于抗戰的烽火歲月，但中國知識分子仍在腳踏實地用社會學的理論和田野調查的方法，去發現、認識和試圖改造中國社會。這種把個人的學術研究與命運際遇同國家命運和社會改造實踐相結合的學術道路，為社會學的中國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魁閣”時期，田野調查碩果累累：費孝通與張之毅的《云南三村》、史國衡的《昆廠勞工》、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許烺光的《中國西南新工業中的勞工與勞工關系》等，這些著作堪與歐美同時期的著作比肩。這些實地調查的成果，使當時中國的社會學顯現了理論與社會生活實際相結合的學術品格，并由此向世界展示了戰火中的中國在學術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也讓世界認識和了解了一個更為全面的中國。

“魁閣精神”的當代價值

“魁閣精神”是一種在學術上的堅持、堅定和堅守的精神，是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責任與擔當。阿古什曾在《費孝通傳》中描述了“魁閣精神”的一個方面：“費正清夫人在訪問了魁閣后曾經描寫到：魁閣物質條件很差，但艱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確的工作目標，給人深刻的印象。”費孝通先生本人一直對“魁閣”念念不忘，多次向他在北大的助手和同事談到“魁閣精神”，并希望能以此精神建設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魁閣精神”對于學術界獨特的、重要的價值，正如費孝通先生主張認識中國社會和改造中國社會一樣，魁閣精神鼓勵著研究者們認識中國社會必須要深入到社會實踐中去，從科學的調查入手，身體力行，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發展道路。

費孝通先生在悼念陶云逵時寫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榮，偏要深入蠻荒；他能好好活著，偏在這時死去……”在費孝通先生的眼中，陶云逵代表著那一代學者實踐理想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犧牲精神，他們的樂觀主義態度曾使費孝通先生深深感佩，以至在多年以后，費孝通先生向潘乃谷、王銘銘等學者談到“魁閣精神”時，第一條提到的就是年輕學者要愛國，愛自己的國家，關心祖國的命運。費孝通先生在懷念他的幾位老師時也說：“我深切體會到他們腦子里經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國搞好，人民怎么富起來，別的都是次要的事情。”這是一種博大深厚的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擔當精神。

“魁閣”的學者一半以上都有博士階段的歐美留學經歷，但學成之后，既沒有留在國外，也沒有去撈一官半職，而是不約而同地來到呈貢這個在當時顯得偏僻的地方，開始了艱苦的社會學研究，擔當起改造中國社會的學術使命。他們雖然沒有能夠馳騁抗日疆場，可是他們在抗日戰爭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通過辛勤工作、刻苦鉆研，以認真的態度和堅忍不拔的精神，為社會科學工作者做出了榜樣，是一筆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這種精神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學術精神，它還包含和體現了在任何條件下都永不言敗的中華民族精神。

抗日戰爭中的“魁閣”時代雖然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但他們的學術熱情和堅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學術精神，在當前依然契合時代的訴求，極具現實意義。學習和傳承他們的這種責任和使命擔當，需要我們當代一屆又一屆的青年學子，以極大的熱忱投身到祖國的改革和發展實踐中去。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講：“那股熱忱是出于超過個人壽命而能長期持續下來的集體壽命”，這種“集體壽命”將激勵一代代后學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