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0日，云南大學在昆明舉辦“中國民族史學家尤中先生追思會”，對尤中先生學術之路進行總結，深切懷念尤中先生立德樹人、獻身學術的人生軌跡。追思會上，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昆明)南亞東南亞研究院黨組書記、院長楊正權作為尤中先生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代表簡要介紹了尤中先生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楊正權撰寫的追思文章如下】
尤中先生是中國著名民族史學家，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主要從事中國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圍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華民族發展史等領域。曾任云南大學云南民族史教研室副主任、西南邊疆民族歷史研究所所長，兼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長，中國百越民族研究學會副會長、《云南省志》副總纂、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歷史地理》、《中華一統叢書》編委，云南省第六屆、第七屆人大常委等職。出版《云南民族史》《中國西南民族史》《中華民族發展史》等專著10余部，在《歷史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參著、點校、主編著作20余種，學術成果超過1000多萬字。
我有幸于1992年考入先生麾下攻讀中國民族史碩士、博士研究生，接受先生耳提面命、諄諄教誨6年，畢業后也常受到先生的不斷敦促和指點，對先生做人做事做學的態度倍感敬佩。今天，在尤中先生的追思會上，向學界同仁簡要介紹先生的治學精神，以寄托我的哀思。
我們要學習先生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先生從少年時代起，就心懷愛國之情篤，行報國之志，樹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為人民做學問的遠大志向，自覺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努力作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研究成果，把為祖國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貢獻力量作為畢生追求。先生1927年4月14日生于滇東北宣威縣城上堡街，正值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戰火紛飛的時期，國家和民族處于災難深重、水深火熱之中。先生7歲開始發蒙讀書，12歲就能將《四書》《五經》通讀成誦，15歲便能寫一手精美的古體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初中畢業后，時值抗戰高潮，滇地雖處抗日后方，但全國各地民主人士云集昆明，救國呼聲甚高，不少民主人士以教書為名到宣威等地縣宣傳愛國民主思想，尤中先生成了積極吸收民主思想、全力投入愛國運動的進步青年之一。他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思想思考社會問題，他堅定地認為國人四處受敵、軟弱無力、貧困落后的根源就是缺乏先進思想的武裝，就是缺乏科學技術知識，他痛下決心，立志走一條教育救國之路。1942年7月，他毅然投考了云南省立宣威鄉村師范學校。在這所學校里，他遇到了一批道德、學問皆好，充滿愛國激情的優秀教員。在這里，他成了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更加堅定了教育救國的決心。談起這段求學的歷史，他無不感慨地說：“1945年春，我在宣威師范就讀時，國文老師出了個作文題：‘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我寫這篇文章得了85分的全班最高分；后來，另一位國文老師對學生說：‘奸人知識，足以濟奸’，意思是有學識而無道德，則該學識足以幫助這個人干壞事。之后，我一直以二位師長的話自勉，不僅用淵博的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而且以高尚的愛國主義道德情操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1946年7月，宣威師范學校畢業后。正值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與共產黨爭奪勝利果實，昆明掀起了反蔣反內戰的民主運動高潮，心潮澎湃、氣宇軒昂的尤中先生離開故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昆明這座民主運動的大熔爐中，并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為更好地實現自己教育救國的志向，來到昆明后，他先后擔任了圓通小學、尋甸縣款莊中學、昆明市景星小學、昆明市第六中心小學任教，并任中心小學校長。1949年9月，為了進一步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他考取了在國內外聞名遐邇、具有光榮的民主運動傳統的云南大學。
1954年8月，他因成績優異，被遴選留校任教，并從此與中華民族史研究結下不解之緣。先生說：“1954年秋天，我畢業留校，分配我跟方國瑜先生進修云南民族史。我的畢業論文是《辛亥革命》，雖然在四年級時，方國瑜教授講授的云南民族史，我考了90分的全班最高分，但對云南民族史我沒有打算作更進一步的鉆研，我不愿意向這方面發展。因為周總理來云大，特別指示要研究云南的少數民族，以利于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團結，這才使我決心在這方面下功夫。”周總理的一番話成了先生的定心丸，他像一艘找準了航向的帆船，從此踏上了全心全意為人民做學問的正確道路，并終身為之奮斗，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領域的拓荒者。
我們要學習先生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實事求是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精神基礎，學術研究是永無止境、不斷探索的過程，既要解放思想，也需嚴謹、較真；既注重獨立思辨不人云亦云，又講求理性質疑，不迷信權威。只有“真”做學問、“真”做科研，才能得“真”學問、出“真”成果；只有敢于突破、敢闖新路的追求和志向，才能開拓新域、攀至新高、抵達新境。先生一生從事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他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以事實為依據、以正確的史料為基礎、以扎實可信的第一手調查資料為依托，本著實事求是、客觀理性、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未來負責的態度做學問，是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模范。
堅持讀萬卷書。18世紀中葉，在英國大英博物館里馬克思的坐椅下留下了一對深深的透入地板的腳印，這是世界偉人馬克思求知的足跡。然而，一談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云南省圖書館和云南大學圖書館的古籍室里，坐著一個小凳子，將所有館藏的古籍逐架逐卷、逐本逐頁地讀遍的年輕人，知情者無不肅然起敬！這位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今天的尤中教授。著名史學家郭毅生介紹說：“人們閱讀尤中先生的著作，不能不欽佩他掌握資料的豐富。許多史料是他從蛛網塵封的‘故紙堆’中首先發掘出來的。在當年的云南大學圖書館，有一個年輕教師經常去到參考閱覽室。久之，他把這里有關歷史和民族的書讀干凈了。這時，書庫的管理員有感于他治學的勤奮，也許嫌麻煩經常給他取書和上架還書，便特別通融讓他進書庫去選讀自己需要的書。獲得這個特許機會的不是別人，正是篤學心誠的尤中。”據尤中先生介紹說，除了“經”部之外，所有史籍他幾乎遍覽無余。尤中先生治史有以下特點：一是勤做卡片。迄今為止，他已做了兩萬余張卡片，有的卡片因年歲久遠而紙質泛黃，卻終因有用而倍加珍惜。二是嚴加校勘。先生讀史并非不求甚解，而是逐本逐頁、逐字逐句地讀，所讀之書天頭地角留下了他密密麻麻的手跡，這些眉批腳注或是對文字的比勘、考訂和詮釋，或是記錄自己之獨到見解等。三是不忽視檔案甚至野史。他說：“研究民族歷史，單靠正史遠遠不夠，大量的檔案史料、地方史志乃至野史，只要對其嚴加考辨，亦不乏其史料價值，是對正史的極好補充。”四是廣泛吸取史學界的最新成果。他說：“研究中華民族歷史，應將漢文史料、民族文字史料、民族學調查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史學界的最新成果進行對比研究，才不至失之偏頗。漢文史籍對邊地民族往往著墨不多，研究這些少見于經傳的民族，非得多學科結合對比研究不可。”
堅持行萬里路。尤中先生對社會調查情有獨鐘，并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對歷史學科與調查研究的關系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現狀是歷史的發展，歷史上的很多問題，一直延續保留至今；各民族現在保留的很多東西可以解釋過去，發展越是落后的民族保留過去的東西越多；所以，對一個歷史科學工作者來說，社會調查既有助于對歷史的理解，又可以幫助解決現實生活中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問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他多次參與云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博采活史料，撰寫了大量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這些史料大大地充實了他的授課內容，學生得益不少。1960年，尤中先生參與了吳晗主管、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具體負責編繪中國古代西南的南詔、大理國及元、明、清時期的疆域圖，他和編繪組的同志一起對中國西南邊陲4000多公里的國境線進行了全面考察，往返行程8000多公里。說起這段歷史，尤中先生無不自豪地說：“這是我人生歷程中的一件大事，當時我們背負行囊，足跡踏遍了瀾滄江、怒江、紅河東西河谷，我們有時同邊疆民族同胞同吃同住，有時風餐露宿，有時還要穿越野獸出沒、螞蟥遍地的原始叢林。雖然條件極其艱苦，但兄弟民族的熱情好客和祖國邊陲的壯麗河山深深地吸引著我們，尤其讓我們激動的是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是一件事關邊疆安定、民族團結的大事，所以再苦再累我們也能堅持！”這是一位老史學家發自肺腑的話語啊！“問渠哪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深入調查研究，給尤中先生積累了大量的邊疆史地方面的活材料，他的大部分專著就是在充分占有調查材料的基礎上撰成的。
我們要學習先生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知識分子要把社會責任放在首位，嚴肅對待學術研究的社會效果，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以深厚的學識修養贏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領風氣，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執著堅守，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守得住底線，立志做大學問、做真學問。先生就是這樣一位獻身學術、矢志不渝、淡泊名利、甘于奉獻、潛心研究的大學問家。
立志建造學術金字塔。1954年，畢業于云南大學并留校任教的尤中先生開始講授云南民族史。本來，他的教學和科研方向只是云南民族史，但胡適的一句話“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給了他啟迪和思考，構建一座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學術金字塔是尤中先生早年立下的大志。先生說：“胡適之說過‘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就做學問這一點而言，這話并不無道理。留校當初，我的教學和科研方向本來只規定為云南民族史。但我認為，只局限在云南這個范圍內研究，不可能把云南民族史講清楚，因為云南各民族歷史的發展與全國各民族包括漢族在內的歷史發展不可分割。所以我一開始就決定建造金字塔，注意廣泛匯集全國各民族的歷史資料，同時與云南各民族的歷史資料進行對比分析研究，這就能使我們擴大視野，把握對云南民族史的宏觀研究和微觀方面的深入。1983年，我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便能夠順利地寫出《中國西南民族史》《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等教材，并接著撰寫《中華民族發展史》。如果，我在50年代一開始時，沒有建造金字塔的構想，現在就不可能寫出這些題材廣泛的教材。”先生就是這樣刻苦鉆研，勤奮學習，師從前人，又敢于超越前人，在廣泛搜集歷史資料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視野，進行比較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體系。為構建中華民族史這座博大精深的金字塔，尤中先生幾乎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耗盡了，他要么把自己整個地關進史料的海洋里，要么足跡踏遍民族地區的山山水水，轉瞬間，他變老了，屬于他的只有滿頭的銀發，然而，閏余成歲，積年而豐，他變富了，變成了一位海內外皆曉的知識巨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句古詩也是先生晚年的真實寫照。從白手起家、填補空白，到趕超先進、跨越極限，先生憑著“不到長城非好漢”的執著，不斷超越自我、勇攀高峰，在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領域樹起了一座里程碑。先生堅守崗位、扶案疾書、不知疲倦、爭分奪秒、唯恐落后，為人民做學問的癡心不改，為國家和民族奮斗終身的壯心未已。先生耗時60余年之久、字數多達460多萬字積大成之作《中華民族發展史》這部巨著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退休以后完成的。2005年3月25日，該書正式封筆完稿后，尤中自敘的一首古體詩藉以表達心情，詩云：“七十余年勤學業，文林跋涉未停歇，史筆書盡往古事，留得寧靜和淡泊。”先生幾十年如一日，認定一個目標，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永遠勉勵著后人。
我們要學習先生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民族稟賦。學術研究要有敢為天下先的自信和勇氣，敢于提出新理論、開辟新領域、探尋新路徑，創造新業績。搞研究，做學問，要堅持問題導向，敢于涉禁區，敢于挑戰權威，敢可涉足未知領域，才可能有新發現，才可能不斷地接近真理。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偉大先行者。
跳出云南看云南、走向全國看云南、走向世界看云南、跳出學科看學科、大膽構建學術金字塔，這是先生學術創新的氣魄、格局和理念。先生說：“如果只局限在云南這個地域范圍內的研究，不可能把云南民族史講清楚，因為云南各民族歷史的發展，與全國各民族，包括漢族在內的歷史發展不可分割，所以要弄請云南的民族歷史、西南民族歷史、中華民族歷史就必須有國家視野、國際視野，要建造一座體系完整的自己的學術金字塔。”先生的著作《云南民族史》、《中國西南民族史》出版，特別是《中華民族發展史》巨著的問世，就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
一輩子的艱苦跋涉，一輩子的辛勤耕耘，先生為中華民族發展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中國西南邊疆變遷、西南各民族的源與流、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沿革史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深受國內外同行、專家的稱贊。1957年12月，先生長達3萬字的《漢晉時期的西南夷》一文被《歷史研究》第12期全文發表，該文科學地論述了漢、晉時期西南邊疆各民族的族源、族際關系、社會性質以及與東南亞各國的往來情況，向學術界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西南邊疆各民族的民族源流和民族關系，在國內外學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其觀點紛紛被蘇聯、日本、越南等國際學者所征引。
先生公開出版了《中國西南民族史》《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續編）》《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沿革史》《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沿革史》等十余部專著和《漢晉時期的“西南夷”》等數十篇論著，從時間而言，上起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下迄清代，縱貫古今上百萬年。從空間而言，以中國西南的云、貴、川三省為中心，涉及廣西、湖南、西藏以及大量跨境民族的歷史；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西南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正確闡述了各民族的源流、民族關系，歷史上各個時期統治階級對西南民族地區設置的統治機構及其施行的統治政策，并深刻揭示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很多研究成果都具有開創性，填補了那個時期我國的學術空白，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好評。如1957年出版的《南詔史話》廓清了唐代西南地區各民族的歷史，弄清了南詔王室的族源及南詔與唐朝、吐蕃的關系，并闡述了南詔是一個獨立于王朝之外的一個民族政權的觀點。《云南民族史》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便是在解決眾多疑難問題的基礎上，完成了云南古代眾多民族的民族識別工作，把云南各民族古代紛繁復雜的歷史發展脈絡理清，第一次形成了一部系統完整的云南民族史著作。該書被云南的大多數高校和國內民族院校作為指定教材。《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引用豐富史料，分先秦、漢晉、南北朝至唐朝天寶年間、南詔大理、元明清五個歷史階段，闡明了中國西南地區古代各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稱謂及其歷史變遷，論證了它們的族系源流及其與近代西南各族的關系，系統地反映了中國西南地區古代各民族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好評。《中國西南民族史》所論述的各古代民族，分布于今云、貴、川及兩廣、兩湖、西藏等鄰近省區，從宏觀的角度來闡述各民族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及各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是我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全面研究西南民族的著作，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嚴謹的西南民族通史。該書是西南民族史這門學科的奠基石，被國家和省級教育部門評定為一等獎。過去出版的各種中國民族專著，實際上都是講述中國少數民族史，并不包括漢族在內。460多萬字的巨著《中華民族發展史》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運用極其豐富的古代民族史料，嚴謹而深刻的分析，把夏朝至清末漫長歷史時期中各個歷史階段，中國眾多古代民族的產生、演變、發展、形成的復雜歷史進程及其族系源流進行了全面、系統、細致的論述，構建了一個獨具學術創見的中華民族發展史體系。全書體大思精，獨具學術創見；史料宏富，獨成一家之言；影響深遠，獨具重大學術價值。則是全面貫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闡述以漢族為主體的各兄弟民族的共同發展史，這在國內史學界實屬首創，是迄今為止全國唯一一部完整的、真實的中華民族史。
我們要學習先生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是千百年來人們對光榮的人民教師最好的謳歌。教師就像蠟燭，燃盡自己的鮮血，卻照亮了別人智慧的天空，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光榮的人民教師。他在小學的教壇上耕耘了8年，在大學的講臺上一站便是60多年！1954年，他留校任教，講授歷史專業學生的中國民族史課程；1978年春季，全國恢復技術職稱，先生被提升為副教授，并于1983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5年先生被晉升為教授，1986年，先生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為中國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導師，并于1987年正式招收中國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先生注重用研究成果促進教學，先后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開設了云南民族史、中國民族史（先秦、隋唐五代、宋部分）、中國西南民族史、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中國西南邊疆變遷史、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沿革史、中華民族發展史等十多門課程。60年多來，從先生的門下走出了數百名本、專科生，20余名碩士研究生，14名博士研究生。還為美國、日本博士生講授了中國古代交通史、中國西南民族史等課程，深受中外學生歡迎。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云南民族大學等國內高等院校都曾邀請他去主持研究生論文答辯會。先生的弟子足跡遍布全國各地，有的成了祖國各條戰線上的棟梁之材，有的漂洋過海成為異國他鄉的知名學者、專家。目前，在國內陣容強大的中國民族史、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隊伍中，有不少骨干和名家都出自尤中先生的麾下。先生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學識淵博，深受學生愛戴。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先生愛生如子、樂教不倦、耐心引導、循循善誘，使我終身難忘。遇到先生是我人生的大幸，我是先生最幸運的學生之一，跟隨先生整整六年，先生不僅把我當作他的學生，更是視為自己的孩子，六年的課堂是先生家里的簡陋書房，每堂課只有我一個人上課，先生一對一地耳提面命，通常是研討式教學、談心式教學，經常上完課就在先生家里用餐，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先生親自下廚給我炒菜的身影。由于上研究生工資太低，通常只能保吃飯，沒有零錢買自己喜歡的書，先生說“我的書房就是你的書房，想看什么書盡管拿回去看”，從此解決了我買不起書的問題，特別讓我感動的是先生還用自己的稿費給我買了一套《二十四史》，后來我問了我的師兄師弟，先生也是這么對他們的，我聽到后深受先生把學生當孩子的情懷動容，感受到一種慈父般的溫暖。回顧先生一生教書育人的歷程有以下特點：一是授課生動活潑、一絲不茍；二是對學生嚴格要求、嚴格訓練；三是不拘一格、鼓勵創見；四是仁慈謙和、提攜后學；五是教書不忘育人；六是愛生如子、關懷備至。從先生門下走出來的學生一致認為：先生不是慈父勝似慈父！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生堪為人師、以身作則、言行一致，要求學生做到的，先生自己必須率先做到。“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嚴謹治學”是尤中先生的座右銘。先生生活極其樸素，穿著非常平常但不失儒雅風度，一生安貧樂道，不吸煙，不喝酒。一生僅有的兩大愛好就是買書和種花，幾十年來養成每周逛一次書店的習慣，他那擁有上萬卷藏書的書房便是這樣日積月累而成的。此外，他格外關注的另一件事便是養花，一入他的府上，置身于清香四溢的花叢中，傾聽先生滿腹經綸的雅論，實在是一種享受！先生生活頗有規律，具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早練一個小時，八點至十二點看書，十二點至下午兩點午睡和午休，下午兩點至七點看書，七點至九點晚餐、晚練，九點至凌晨兩點看書，兩點以后休息。據先生說，這一作息時間，他堅持了60多年。先生從來不去刻意追求什么虛名，對待榮譽和名利他采取“退后一步天地寬”的態度，總是把機會讓給別人。他說：“榮譽、地位、金錢這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對一個學者來說，培育英才、著書立說才是流芳百世的事業！”這是先生的肺腑之言，先生的言傳身教讓我一輩子受用不盡！
“子欲敬而親不待”。如今，先生已永遠地離我們而去，與先生朝夕相處、快樂學習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先生的逝世不僅是云南學術界的重大損失，更是中國學術界的巨星殞落。謹賦詞《廣寒秋·悼尤中先生》寄托我的哀思：
一生清苦，躬耕杏壇，桃李遍布神州。著書立說七十載，繼絕學，終成大家。
花凝淚痕，水放悲聲，裂肺撕心疾首。一代國師乘鶴去 ，人世間，再亦無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