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1891-1958)，字叔雅，生于安徽合肥。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西南聯大教授、云南大學教授。是1956年云南兩名一級教授之一(當時全國一級教授只有190名)。
文/林文俏
四面劉文典
在百度輸入“劉文典”三個字，循著海量文章尋去，你可看到三面劉文典。第一面是“國學大師劉文典”。百度百科這樣介紹劉文典：現代杰出的文史大師，校勘學大師，研究莊子的專家。第二面是“狂人劉文典”。中國劉文典研究專家章玉政在《狂人劉文典》一書的后記寫道：“我將這個靈魂的底色稱之為狂，他是一種對于權貴的蔑視與逃離，對于尊嚴的堅守與把握。”第三面是“民國范兒劉文典”。這是媒體最津津樂道的。對“民國范兒”涵義，當今有許多熱烈的討論。但有一點是統一的：它主要指民國年代一些杰出知識分子的高尚節操和魁奇風骨。劉文典的事例當然就是廣為流傳的和蔣介石的“對罵”，甚至有說“對打”。劉文典兒子劉平章告訴筆者：頂嘴是有的，絕無對罵和對打。其實劉文典敢與蔣介石頂嘴，不只是文人風骨，還因為劉文典的革命資格要比蔣介石老———他比蔣介石早一年參加同盟會，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并任孫中山秘書，而蔣介石1914年才第一次見到孫中山。
▲蔣介石(右一)歡迎頭山滿(左一)參加孫中山葬儀
筆者要介紹的是劉文典鮮為人知的一面：抗戰文化戰士。長期以來，劉文典被說成是一個“脫離現實，思想消沉”的頹唐文人，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劉文典一生曾三赴日本，在日本呆過數年時間。他對于日本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化有著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劉文典認為抗戰不能只依靠喊口號、游行等熱情，必須深入研究日本，了解敵人。為此，從“九·一八”事變前后到抗戰勝利，劉文典在報刊發表不少與抗戰有關的時評和詩文。他的抗戰政論文章，透徹地分析了日本的民族性，日本軍國主義的發源歷史和侵略本性，呼吁國人放棄幻想，迅速覺醒，看清國際形勢；分析了現實戰局與形勢，指出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武器，而是精神；歌頌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其視角獨特，觀點深邃，筆鋒銳利。是刺向日寇的鋒利匕首。他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寫的抗戰文章，是在主和派在政府占主流的大勢下寫就，但其文看不到半個“和”字，而是呼吁積極備戰。歷史竟沿著一個莊子學者的預言發展，盧溝橋事變徹底粉碎了主和派認為可以通過外交手段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美好愿望，證實了劉文典的遠見。劉文典提出戰后可以不要日本賠償和割讓，但琉球必須收回。戰后70年風云又一次證明他的建議是何等的真知灼見。
本文從劉文典與抗戰有關的文章中選取9篇，分上下兩章，展示一個作為“抗戰文化戰士”的劉文典。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
兵者，輿論先行。劉文典深知此理。因此，他把日本最早制造侵略中國理論者視作“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他以此為題，1932年9月25日和10月2日，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分兩天發表萬字長文。傅斯年曾說該文是一篇“值得國人永久注意的好文章”。
▲ 任清華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時的劉文典
劉文典在該文一開篇就提醒國人：日本“舉國一致，定要吞并中國和亞細亞洲，以盡大和民族的天職，實現‘王道正直’的大理想”。劉文典說寫該文是“實在按捺不住”，因為“九·一八”后大家忙著請愿、游行、喊口號，卻無人知道“日本是何時起就動手來并吞中國”。而國家是我們托命的場所，自古就說只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才能雪恥，劉文典指出：“日本之圖謀中國，最早發源于向陽先生的講學。”請看他在文章中怎么寫的：
日本侵略中國的真正發動機，并不在東京，也不在橫濱、神戶、大阪。而在博多灣上福岡城頭一座小小的房子里。主動的人物既不是去年九月十八日以來大家哭著咒罵的本莊繁、土肥原賢二，也不是南次郎、荒木貞夫。連那組織在鄉軍人會，著《國民總動員》，做上奏文，名震天下的田中義一也都不相干。說來也奇怪，這一位‘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英雄卻是個美貌的女子。這位女英雄姓高揚，單名一個亂字，道號向陽先生。
根據劉文典的介紹，向陽先生世代書香，她熟讀中國經典古書，群經諸子以及歷朝史籍無不融會貫通；她看透中國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昏亂，國民無知識而自私自利，斷定中華民族決無發奮圖強的希望；她認為日本自覺負有并吞東亞的使命，至少也要并吞中朝，才對得起天地鬼神。她拋棄眼科醫世業，在家廣收徒眾，傳授她的思想，為侵略造輿論。其弟子都是志趣遠大，不怕死、不怕苦、不愛錢、肯為國出力的人。
由于元朝幾次討伐日本都是從博多灣登岸，在那留下許多罪行。那里的日本人特別仇視中國人。所以向陽先生結社講學效果極好。不久就培養了許多決心實施向陽先生思想的亡命“愛國志士”。向陽先生逝世后，其弟子組織“向陽社”，糾合全國“抱經營東亞之大志”的人，往中朝蒙俄做種種侵略準備活動。“向陽社”后來改稱“玄洋社”，并衍生出“黑龍會”，著名的黑龍會創辦人頭山滿就是向陽先生的小門徒。
日本并吞各國的推進機
1932年2月29日清華舉行總理紀念周，應梅貽琦之邀，劉文典做了“東鄰野心侵略之計劃”的演講。3月11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以《日本吞并各國之推進機———黑龍會》為題發表劉文典的演講稿。劉文典指出：日本對外侵略是由黑龍會推進，國民必須放棄對國際條約的幻想。該文曰：
就空間上說，他豈但要吞滅滿蒙，席卷二十一省，還要兼并亞洲各國，連歐美他都要妄想侵略啊！我們的近鄰有幾千萬饑渴的虎狼，七八十年來，晝夜在打主意，要吃我們的肉，喝我們的血。而我們還在做夢呢。我希望大家快快的醒覺，研究日本，認識日本，想一個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罷。什么國聯咧，非戰公約咧，華盛頓條約咧，都是一文不值的廢紙啊，我們就是被這些東西所誤，以為高枕無憂，所以才有今天的國難。
1901年2月23日，頭山滿、內田良平等人在原玄洋社基礎上成立黑龍會，目的在于謀取黑龍江流域為日本領土，其會名即從黑龍江而來。劉文典告訴國人：黑龍會專門以釀成禍亂，趁火打劫，吞滅人的國家為事。他們懷抱所謂“經營東亞之大志”，想吞并各國。劉文典列舉黑龍會的眾多策劃侵略的罪惡事實：結納朝鮮東學黨人，助長朝鮮亂事，促起中日戰爭；在中日開火時，充當日軍軍事偵探；出入中朝蒙俄等各處偷繪地圖，為侵略做準備；甚至到支配控制日本內政、軍事、外交；他們煽動菲律賓的亞基那爾德在馬尼刺起兵；勾結印度革命黨在印度鬧事，外面假托俠義之名，其實是陰謀攫取印度；就是對于美洲，他們也有很大陰謀，在民國10年就督促日本政府從速對美備戰；對于建立滿洲偽國，他們早就有具體計劃；他們迫害日本開明的政治家和主張正義的人士。
劉文典劍指“黑龍會”是要有膽識和勇氣的。他1907年就參加同盟會，而同盟會正是由黑龍會幫助成立起的。1929年5月黑龍會首腦頭山滿到南京參加孫中山葬儀，還受到蔣介石歡迎。而且黑龍會無法容忍與他們觀點相左的人，稍開明的日本政治家，都不知命在何時。但看清了黑龍會侵略本質的劉文典，為了國家與民族利益，才不管頭山滿是孫中山的好友和蔣介石的“座上賓”，也不顧個人的安危，在公開演講場合，毅然以筆為匕首，投向黑龍會。
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中國兵法的千古良訓。劉文典曾著文說：天地間最可怕的東西是“不知道”，任何可怕的東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1933年2月，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出版249頁的《告全日本國民書》，打著“救濟各民族，指導全人類上進”的旗號，瘋狂宣傳軍國主義。劉文典不顧“某些愛國志士”罵他“不應該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立即趕譯出了《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先由天津《大公報》連載，反應強烈，后由大公報館出版，由胡適題簽書名。他在“譯序”里寫道：
自從沈陽的事變發生以來，當局和民眾把日本誤認為一個歐美式的現代國家，以致應付無方，把國事敗壞到今天這樣，推原禍始，全是由于對日本的認識錯誤。然而，從今天起痛自悔悟，也還不算過遲，所以我以一個學問知識思想都落伍的人，凜于‘僑將壓焉’之懼，把那些支離破碎的線裝書暫且束之高閣，來翻譯荒木貞夫的這部書。
劉文典還說：正因為一般人都在睡夢里，不肯認清楚我們的敵人，我更覺得自己責任的重大，所以敵人的飛機在頭上飛翔的時候，我在下面一氣把它譯完。
▲胡適為劉文典翻譯書題書名
劉文典又在1933年4月10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一文，詳細介紹荒木貞夫的軍國主義思想。希望能夠警醒國人“知道日本統治者的意見、政策和野心”。
劉文典指出：荒木貞夫和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個大人物。他不但是日本軍部的首領，簡直是日本民眾崇拜的偶像，他的意思就是日本的國策。他一舉手一投足，立刻就可以使我們中國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日本民眾對荒木貞夫崇拜到何種地步？劉文典給出了數據：《告全日本國民書》1933年2月11日出版，3天時間就翻印到第10版，每一版印數在5萬冊上下。劉文典從朋友那里借到的是當年2月27日發行的，已到第28版，也即16天就發行了28版！該書是簡明淺顯的語體文，字大行疏，與小學教科書一樣。而且定價便宜到只要“一圓”。顯然，日本當局這樣做，就是要把該書的軍國主義思想普及到小學生以上的全民。
▲劉文典發表在《大公報》的文章《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
荒木貞夫要告訴全日本國民些什么呢？讓我們從劉文典該文摘取若干段句：1.日本負有指導全世界的責任；2.日本之加入國聯，躋于世界五大強國之列，不但不算光榮，簡直可以說是恥辱，因為“皇國”和“皇軍”對世界，對人類都負有特別重大的使命；3.日本奉天神之命，有整頓世界的道德上任務，秉大和民族勇武的精神，掃蕩妖魔，顯揚正義于天下，這豈是歐美人所能懂得的，又豈是什么國聯所能管的么；4.日本既是亞洲的先進文明大國，對于亞洲弱小的國家實在負有師保的任務。中國之禍亂相尋，印度之受英國壓迫，沃野萬里的西伯利亞，寶藏山積的中央亞細亞之被鷲爪(指蘇聯)所攝取，這都是尚武任俠的日本人所不忍坐視，要以慈愛的心腸，勇猛的手腕，起來救濟保護的；5.日本這回吞并東北，進犯內蒙，也是為了要伸大義于天下，“作之君，作之師”的道理；6.以最偉大最高尚的道德，來救濟各民族，指導全人類上進，這是日本臣民天賦的責任，應盡的義務。因為除了日本，世界上并無懂得這種大道理的民族了。
對如此赤裸裸而又囂張的軍國主義宣傳，中國國內第一個做出強烈反應、喚醒國民的卻是一個大學國文教授。當時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野心的軟弱和麻木，可見一斑。
日本侵略政策的歷史背景
對于日本侵略政策與明治維新兩者的前因后果關系，世人一般都認為：日本是維新富強以后，需要向外發展，才侵略朝鮮、滿洲、蒙古的。劉文典的見解恰恰相反。他在1932年11月13日的《獨立評論》發表《日本侵略政策的歷史背景》，指出：日本“侵略政策在前，明治維新在后”。日本是因為要侵略朝鮮、蒙古、滿洲，所以才尊王倒幕，變法維新。劉文典舉出遠在明治維新以前，德川幕府時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淵著了一部《混同秘策》。從這部書的名稱，其野心之大也就可想而知。“混”者是混一天下，即并吞全球的意思，“同”者是萬國來同，書同文，車同軌，就是要同化世界各國的意思。至于“秘策”，就是怎樣并吞全球、同化世界各國的計劃了。就并吞滿洲和中國全部而言，劉文典找出《混同秘策》一段話：
當今世界萬國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無有過于中國之滿洲也。滿洲之地與我日本之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處隔一衣帶水遙遙相對，距離不過八百里，其勢之易于擾亂，可知也……夫豈但取得滿洲而已哉，支那全國之衰弱，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韃靼以后(編注：滿洲原稱韃靼)，則朝鮮、中國皆次第可圖矣。
在本文末尾，劉文典直言不諱地寫道：
日本這個民族，處心積慮要吞并中國，南自菲律賓群島，北自黑龍江和俄屬極東堪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視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什么蒙滿政策咧，大陸政策咧，擁護既得權咧，都不過是一時謅出來的口號罷了。當局諸公既昧于日本的國情，又不能力圖振作，把國家誤到這步田地，是不足責的，今日號稱知識分子的一班學者，如果不能看清楚這中間的因果關系，專在什么協定、什么條約上作精密的研究，也還是枝枝葉葉，無關大旨，決研究不出一點所以然來，和那些專講究虛文的外交官之背誦非戰公約、九國協定是一樣的勞而無功。
中國的精神文明
1942年10月4日，劉文典在《云南日報》發表《中國的精神文明》。此文源于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東北全境淪陷，悲觀情緒彌漫全國。劉文典在清華園和某君發生激烈辯論。該君認為中國物質力量遠遜于日本，如果自不量力和日本開戰，是自取滅亡。劉文典則用匈牙利史學家埃密爾·萊希氏的話進行反駁：“自古無以戰亡國者。能戰者縱一時敗亡，終有復興之日，唯不敢一戰之國家民族必然滅亡，且永無恢復之期耳。”
劉文典并說古今中外各國興亡成敗的史跡證明了這句話。所以劉文典堅決地對某君說：“縱然是戰事毫無把握，必定亡國，為后世子孫光復舊物計，也不能不拼命一戰。”針對該君說的中國武器遠不如日本，劉文典反駁說：“任何利(厲)害的飛機大炮，都是人發明的，制造的。是要有志勇足備的人來使用它。所以，現代炮火雖然猛烈，但決定戰事勝敗的到底還是人。如果我們的人是行的，器械雖然差些，仗還是可以打的。”
劉文典從那場辯論總結三條：第一、精神確乎重于物質；第二、中國的精神文明確乎崇高偉大；第三、國家的興替固然依賴科學，然而最重要的還是這一國自己的哲學。
劉文典寫此文是1942年10月，離那場辯論已過去9年，全面抗戰也進入相持階段的尾聲。抗戰雖然還沒有取得勝利，但日寇無法打敗中國已是事實。所以，劉文典寫道：
只要看這五年來擺在眼前的事實就足夠了。日本兵的飛機、大炮、坦克車，其數量品質固然遠在中國之上，其運輸的便利，以至兵的被服給養都不是中國所能及的。這在西洋的軍事專家，尤其是機械化部隊的專家，按照他們專門精密的方式計算起來，中國和日本簡直是不能對打的。可是事實怎樣呢？戰事初期我們誠然是失利的時候多，到一兩年后情形漸漸的改觀了，兩邊打個平手。這一兩年竟完全倒轉過來，總是我們打勝仗了。
日寇最陰毒的地方
1943年2月26日《云南日報》發表劉文典《日寇最陰毒的地方》一文，文中說：“日本人最可恨之處，是在他除了屠殺焚掠，毀滅我們的肉體和有形的財物之外，還千方百計的要想毀滅我們中國人的精神。”
劉文典先以《順天時報》為例。筆者查到，該報為漢文報紙，是日本文化侵華的重要工具。1901年10月創刊，由中島真雄主編，日出兩大張，1905年3月成為日本外務省機關報。發行量最高曾達到17000多份，一度成為華北地區第一大報。在京城引領輿論，在反日的浪潮中于1930年3月27日停刊。劉文典說：
這個《順天時報》對于中國的政府自然是肆意胡說，閉眼造謠。其荒謬的程度，連周作人都忍不下去，他的《談虎集》上有許多篇斥責《順天時報》的文字。《順天時報》的使命，除在政治上極力地誣蔑挑撥之外，還要想腐化中國的社會。報上有公然提倡嫖妓的一欄，天天登些捧妓女的文字，什么“才游花園，又過柳城”，什么“碧玉年華，綠珠風貌”等等肉麻的話和不堪入目的詩詞，連篇累牘登之不已。
第六縱隊
《第六縱隊》是1942年11月13日劉文典在《云南日報》發表的文章。他用此文和《中國的精神文明》一文，從一反一正兩個角度說明國人的精神狀態對抗日戰爭的影響。文中，劉文典說：
(第六縱隊)既不勞日本的訓練總監來訓練，也不屬日本銀行撥款豢養。連奔走活動用的汽車，接受訓令用的廣播收音機，都是由隊員自己出錢備辦的。東京的參謀部海陸軍省不用費半點心力，他們竭忠盡力的為“帝國”“皇軍”服務。他們的工作是在經濟的、社會的方面。但是直接間接也影響到軍事上。
劉文典列舉渙散抗戰意志的“第六縱隊”的種種表現：傳播敵特廣播，輕信謠言，因物價騰貴就悲觀叫苦，無理抬高物價等等。他說：第五縱隊的活動，只要軍警防范得嚴密，就可以無虞。“第六縱隊”的活動是在每一個住宅商店的深處，軍警是稽查不出來的。這班人自己替敵人組成“第六縱隊”，一半是由于無知，一半也由于無恥。要知道在今天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自己忍耐勞苦，勉勵別人也忍耐勞苦，這是一個國民最基本的義務。這點道理都不明白，還算得是一個人么？劉文典指出：第五縱隊把一城一地取去，大軍一到就可以克復，所以并不可怕。唯有這種“第六縱隊”，侵蝕整個組織的細胞，動搖國民必勝的信念，他們無意地做了國家民族的罪人而不自知，真是既可恨而又可憐的眾生。我們對于這班人，一面要以慈心視之，一面也要痛痛的鞭撻策勵，望他們懺悔，促他們覺悟。
日本敗后我們該怎樣對他
1943年7月，抗戰進入戰略反攻階段。1943年11月，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開羅開會，通過《開羅宣言》，要求戰后日本歸還占領中國的所有領土。由于蔣介石對收回琉球群島態度含糊，故《開羅宣言》在寫到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時，只提到“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沒有提琉球群島。劉文典聞說后，于1944年3月30日和31日，在《云南日報》發表一萬多字的長文《日本敗后我們該怎樣對他》。濃墨重筆談到琉球問題，批評了蔣介石對琉球群島的放棄：
我對于戰后和約的主張，可以說是個“無割讓，無賠償”的，不過“侵地”必須要“盡返”、“舊物”必然要全“光復”，不能含糊了事，以收復東北四省為滿足。臺灣固然要收回，琉球是關系國防的要害之地，無論如何，必然要收歸自己的掌握。中國之不能放棄琉球，猶之美國之不能放棄珍珠港，英國之不能放棄直布羅陀，澳邦之不能放棄所羅門群島。關于這一點，政府固然要在和會上力爭，國民更要一致的為政府后盾。總要舉國上下，一齊努力，把這個地方收回來，切不可視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島，稍有疏忽，貽國家后日無窮之害。
后來，蔣介石也很后悔此事。如果劉文典是個“頹唐文人”，他能有這種驚世駭俗的遠見和卓識嗎？
孫中山奉安紀念碑
1929年盛夏，在中國兩大城市公祭孫中山儀式上，演出戲劇性的一幕：5月31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祭堂，頭山滿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以孫中山舊友身份公祭孫中山。6月30日，北京中央公園，在剛立起的《孫中山奉安紀念碑》碑文里，銘刻著曾為孫中山秘書的劉文典的警示文字“獷彼東胡，僭盜十代，基屬國護，引弓日戒。”“張皇六師，征伐四夷。”
▲ 北平中山公園孫中山奉安紀念碑
北京《中山公園志》里的《孫中山奉安紀念碑》說道：“1929年5月孫中山靈柩遷往南京中山陵奉安。由北平婦女協會、商民協會、總工會、農民協會、學生聯合會5個團體發起，經北平市政府批準，在中山公園內建孫中山奉安紀念碑一座。經中山公園委員會提議該碑設在習禮亭以北，馬路以南，與南壇門相對之處，同年6月30日興建。紀念碑文由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教授劉文典恭饌，計594字。1938年由公園拆下收藏。6月份被日占領軍軍部取走，公園曾向偽市公署報告備案。”
為弄清日寇把紀念碑掠走的原因，今年4月，劉文典之子劉平章把碑文寄給古籍專家諸偉奇教授求教。諸教授給劉平章回信解說道，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紀念孫中山且出自北大名教授之碑文，有收藏價值；二是，碑文可能有兩處文字對倭人有觸犯或忌諱，一是“獷彼東胡，僭盜十代，基屬國護，引弓日戒”，這四句的意思是：兇猛強悍的東邊敵人，經歷十代，長期準備。我們應該加強軍備，時刻警惕。二是最后一段的“張皇六師，征伐四夷”。“四夷”者，外部敵人也。其時“夷”主要指日俄；中山先生提出“聯俄聯共”后，“外夷”首當其沖的自然只能是日本了。這樣的碑文，侵華日軍當然不高興了。
7月中旬，筆者在網上發現南京大學曹大臣的文章《日本人在中國的墓地(1871-1945)》寫道：“1937年底日軍占領北京，將中山公園孫中山奉安紀念碑的字跡磨平，另刻文紀念日本陣亡官兵，重樹于盧溝橋邊。”證明諸偉奇的第二點判斷。
(史料照片由劉平章和章玉政提供)
◎林文俏，廣東財經大學教授。
